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是明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万历中兴之后,万历怠政,明朝逐渐进入后期;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明神宗就开始荒于政事,三十年不上朝,经过这一时期明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明代自洪武元年(136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中经16帝、17朝,历时276年。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内发生伟大的历史变革,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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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特点:
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
明朝制度建设族慎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
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
明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时,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集思广益”的特点。
又如,永乐后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办教育体系基础上,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720中国古代史教程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这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扩展了统治基础。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制度建设方面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主体仍是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
但相比前代,农业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
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
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
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兆锋敬
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
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变异,思想文化异彩纷呈
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蠖”、“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
再次,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二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最后,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
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新的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
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杨爵、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基厅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
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
其中,士大夫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
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
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费而被迫停止。
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
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总之,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
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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