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中国诗歌之由来与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概括起来，无非源、流、潮、落四许探大阶段。诗经楚辞之风骚，乃其源；汉魏六朝之古风，乃其流；唐诗宋词之今韵，乃其潮；至于元、明、清，乃戏剧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对于诗歌来说，虽时有浪花与漩涡呈现，但已进入跌落阶段。尽管清代乾隆年间诗词有一段所谓中兴时期，但这也否定不了元、明、清乃诗词跌落时期的大势。若无此一时之漩涡出混言程现，则诗词发展早就进入破灭时期量讨了。诗词发展到近代，由于取消国学教育加之白话文的兴行，诗词已是余烬半熄，走向了灭亡阶段。这就是中国诗歌历史之概况。本章主要叙述源、流、潮三大阶段。 一、诗歌之源——诗经与楚辞 中国乃最早的诗歌国激所去开威阿磁步云轴度。早在远古部落联盟时代，部线节化句主来左慢向落联盟酋长手下，便设有专门管理诗歌音乐的官员，例如舜帝时的乐官名夔。《史记•五帝本纪》有此记载：“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王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虽然那时以石为乐器，但却配以“诗歌”了（“於”读wū，应词也）。《史记•五帝本纪》另有记室观刑死非革旧纸按载：“于是，大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九招乃招致异物之乐，故曰“九招”。当是九大图腾部落合成的部落联盟之歌，如同今之国歌一样。后人因“招待动胜担社就搞差界情”乃乐曲，故变手字偏旁为音字偏免育小剧娘站形久经孩旁，而得“韶”字，这应是韶字的最早字义。故“九招”又谓之“九韶”，分为九章，每章各颂一个图腾，即后人所谓的“九韶”或“韶乐”了。在古代“九”为大数，乃概数而已，并非只有九个部落。有点说远了，但有一点接片危观去待是不容置疑的，即从部落联盟时代起，各个时代都有专门管理诗歌层座音乐的乐官。乐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和整单移映氧越杆题前独顶高理民间的乐曲、诗歌或歌谣，加以整理草贵工斤虽十督蒸雷，然后用以教化儿童（“教稚子”）。这也是最早的国家教育机构了。从孔子教育儿子就可以看出，古让范圆怀精还情益马约照代对诗歌的教育作用是践践村还愿爱工哥物相当重视的。《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尝独立”是说“孔子一个人（曾经）站在院子里”。“鲤”乃孔子的儿子孔鲤。“诗”即诗经。孔子在这里指出：不学诗经，市修说底烟分注就难以出言说话。或者说，不学好诗经，就不会说话。当然这里的“言”是指雅言，即符合文理的全国通行的国语，不是俚语土话。 诗歌乃最早的文学体裁，还没有出现文字以眼致完装究高航整前，诗歌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诗歌源于劳动。大家都知道，集体劳作时，人们往往要喊号子。号子具有节奏，可以调动人们同时用力，使合力集中。号子源于劳作时呼、吸气发出的喔唷声，因此具有节奏。后来人们便编一些歌词，用于号子中喊唱，这些歌词便是诗歌的雏形。将劳动号子编成歌，边劳动边随着节奏歌唱，这亦能减轻人们的疲劳。例如《帝王世纪》所记载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就是一首有文字历史以前流传下来的古老诗歌。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平，国无税敛，官无俸禄，民风纯朴。庶民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尚未进入贫富两极分化，乃一原始自然的和谐社会。人民劳作或闲暇时候，便作歌自娱。据传，《击壤歌》乃当时五十位长者击壤时咏唱之歌。击壤，当是平整田壤或筑路夯土之劳作。由此可知，诗歌最早源于劳动，这是无可非议的。该诗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帝王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帝力，帝王的好处。力，通“利”也。可见那时的帝王并非暴力统治者，而是与庶民平等的领头人，亦是自食其力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未“摄行天子之政”前，亦是耕作之庶民。史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文中“历山”，山名；“雷泽”，湖泊之名；“河”指黄河；“寿丘”、“负夏”均地名。这里说，舜在历山耕种田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陶器以外的其它用具，有时去负夏（一名“负瑕”在今山东兖州北）。就时，适时。可见当时社会是多么平等和谐，令人生羡。 另一首古老诗歌乃虞舜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首诗歌，名为《南风歌》。据传，这是虞舜弹琴吟唱的一首歌，表现出虞舜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胸怀。故有“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见《史记•五帝本纪》)。让畔，将田之边沿多留出以让与邻。让居，将居所让给别人。苦窳（gŭyŭ），粗劣也。成聚，成为聚居村落。成邑，成为城镇。成都，成为都市。可见，舜乃民心所向也。《南风歌》全诗如下：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其中，熏，温和也。愠，忧郁或怨恨之意。时，此处意为适时。阜，多也；此处作动词，增多之意。其中，“熏”“愠”押韵，“时”“财”押韵（古韵）。该诗的大意是：温和的南风呀，可以平慰化解我人民之愁怨；适时而至的南风呀，可以增益我人民之财富。这首诗歌充分表达了虞舜希冀人民平和富有，愉快而幸福的强烈愿望。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集，就是《诗》或曰《诗三百》，即至汉代尊儒风起之后，被尊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或春秋时期初期，其中的《国风》诗篇，大多数是周廷从民间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并经乐官整理而成的。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云：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它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这就是说，在孔子整理出“六经”之前，《诗》已经是一种文献了。也就是说，《诗》辑成于孔子编修之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者。由此可见，《诗》成集最晚当在春秋时中期（春秋时期为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计244年）。 诗经分《风》《雅》《颂》三类诗篇。朱熹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这里所谓的“民俗歌谣”便是民歌；“正乐之歌”便是当时文人所写传唱于上流社会的诗歌了，主要写上层的社会活动及其礼仪；“宗庙之乐歌”便是对宗庙社稷的颂辞了。诗，最早源于民歌。这是因为周灭商之后，一统中原，分封诸侯，民有所归，整个社会呈现出升平景象。周虽得天下却对异族实行怀柔政策，即使商人仍有封地，宋国就是商之后裔的封地，以继承商之宗庙香火。周一统天下之后，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悦而乐之，便产生了大量的民歌。这些民歌便是诗经辑成的素材。故而诗经首成者当是《国风》，且置于开篇。《国风》百六十篇，占《诗经》百分之五十二强。《雅》乃文人之创作，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雅》合占百分之三十四略强。《颂》亦是文人之作，共四十篇，仅占《诗经》百分之十三。由此可见，诗经主要采集于民间，其次才是文人的创作。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对诗经有以下之论：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即西部）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从诗篇内容来看，《国风》主要写民风民俗，只有《邶风•击鼓》、《卫风•伯兮》、《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秦风•无衣》、《豳风•破斧》等数篇涉及战争。其中，《邶风•击鼓》一首乃写邶国参与周初王师对陈、宋的平叛。《卫风•伯兮》写的也是周初王师东征的事。《王风•扬之水》乃写在申地戎边的事。《魏风•陟岵》写的是父亲盼望在外服役的儿子回归。役，多指劳役，或许与征战有点牵连。《秦风•无衣》则歌颂士兵积极备战，参与王师征战的事。《豳风•破斧》乃写周公东征的事。以上战事均为西周时期王师征伐之战。因此，从诗篇内容来看，除了《周南》《召南》为周灭商之前的作品外，《国风》多数诗篇应为西周时期作品，少数为东周初期（春秋时期）作品。 诗经主要以四言句（言即字）为主，夹以雑言诗句，语助词用的较多，诗经里好多今语实词被用作虚词（大多是语助词）。例如《葛覃》篇之“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其中，前两句的第一个“言”字，后两句的“薄”字，都是语助词（一说“薄”乃“迫”之借用字意为“急切”）。而像声词之借用实词代之，如《关雎》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关关”二字，便是雎鸠的鸣叫声。诗经有不少爱情诗篇，如《周南》中的《关雎》、《卷耳》、《汉广》，《召南》中的《草虫》、《殷其雷》、《摽其梅》、《野有死麕》等等。其中，《邶风》中的《静女》一篇写得尤为有趣。该篇写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相会的故事：一青年男子下田劳动，他的恋人“静女”相约在城角等他，看到青年男子到来，她却藏了起来，急得这青年男子搔首，不知所措。静女很美丽，赠送恋人一支彤管毛笔，笔管闪着亮光，男子很喜欢。约会结束后，男子让牛儿自牧，自己归去田间除草。路上依然把玩欣赏着女子赠与的礼物——彤管笔，边走边感叹，并对着彤管笔自言自语，好漂亮好特殊的一支笔呀！不是因为你美，而是因为你是美人所赠啊。《静女》全文如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其中，“姝”，美也。“俟”，等待。“爱”，通“薆”，草木盛貌；此处作动词，意为“藏于茂密的草丛中或树后”，在古汉语中这种用法很普遍。“踟蹰”，迟疑、欲走不走貌。“娈”，貌美也。“贻”，赠也。“彤管”，毛笔也，笔管为红色。彤管当是一种表皮为赭色的筱竹做成的（细竹谓筱，粗竹谓篁，统之曰竹）。有些人多解释为“彤管草”之类，当是谬误。从左思的《娇女诗》之“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可以看出，晋代及其以前的诗人都将“彤管”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毛笔。这也符合中国古代重文的观念。虽然这位青年男子是一位劳动者，他的恋人赠之以笔，希望他读书写字，完全可以理解。若理解为草，特别是后面的“荑”解释为茅草芽，究其意义何在？考古界发现过中国古代恋人之间有赠“草”的习俗吗？尤其对“自牧归荑”的解释近乎梦呓：牧，释为郊野（注：牧有“郊野”之意，亦引申于本意）；归，牵强为通“馈”；荑，释为白茅草芽；“自牧归荑”释为“自郊野赠送白茅草芽”。前面已在“城角（隅）”赠以彤管草了，何以又跑到郊野来再赠送白茅草芽呢?其实，这种解释，囿于前人设定的“该篇为贵族青年恋爱故事”这一前提，故得出荒唐而可笑的解释。将牛儿放于野外或山上吃草，谓之“牧”；人不看管牠，任其自由自在的去吃草，谓之“自牧”。故“自牧”应指这位青年男子任牛儿自行牧草。“归荑”，应该指青年男子约会结束后回到田间去除草，故曰“归荑”。“荑”，除草也（读阳平声tí齐韵部）。《周礼•地官•稻人》：“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殄”消灭、灭绝也。“芟荑”，除草也。镰刀割之谓“芟”，锄头铲之谓“荑”。另，今语还有一用法，就是将多余的禾苗除去，亦谓“荑”，今多写白为“剔”。其它词语，“说怿”，喜欢也，“说”，悦之本字，读音同悦。“女美”中的“女”乃汝之借用字，读音同汝。“洵”，诚然，实在。“匪”，非也。对于诗经中的少数词语，前人有些解释可以说是有谬误的，而今仍延误之。原因就在于后人不敢更前人之轨易前人之辙。其实对诗经疏义方面来说，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继诗经成书约三百年之后，自别于中原诸夏之外的南方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西汉末，成帝何平三年，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原、宋玉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之《楚辞》。《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刘向的十六卷本早已亡佚。后班固、马融等之注本，也已失传。今之所见古本，便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该本以刘向的十六卷本为依，附加了王逸自己的一篇《九思》，是为十七卷。为后世所传。楚辞作者从贾谊始，均为汉人，其中，除淮南小山之《招隐士》等一两篇外，其余诗篇艺术成就都不算高，不过附庸而已。 其实，《楚辞》成书并非刘向所为，刘向当是首位系统校订者。“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朱买臣一段。朱买臣生辰不详，卒于公元前115年，即汉武帝元鼎二年。刘向校订《楚辞》为汉成帝何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二者相距近80年。《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如是：“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此段文字表明，庄助与朱买臣因“楚辞”俱幸得官或升迁。由此可见，这一段文字中的“楚辞”当是《楚辞》一书。而庄助与朱买臣因献《楚辞》这部书而得官或得以升迁。亦或《楚辞》就是庄助与朱买臣二人所编辑，庄助未官，朱买臣在官，不高。故“庄助使人言买臣”，让朱买臣献书，结果二人以《楚辞》俱幸侍中。汉代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初期文化发展方面极其缺乏文史典籍，故采取各种措施广谋之。献书可以得官或升迁，当是当时的一项鼓励措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当是这样的事实。故而《楚辞》成书当在朱买臣为官侍中、作“中大夫用事”之前，最迟不会晚于汉武帝年代。另，司马迁乃汉武帝元封三年任太史令，此时，司马迁当是38岁（司马迁当生于公元前145年），即使活到80岁，已至汉宣帝元康初年，至汉宣帝离位尚有十七年。司马迁寿命不会超过97岁，故司马迁卒于汉宣帝继位之前或在位期间。而刘向首次校订《楚辞》乃汉成帝何平三年，距汉宣帝离位相隔24年。如果《楚辞》成书为刘向所为，则朱买臣就难以因《楚辞》而得官或得以升迁，而司马迁亦不可能将他死后之人所辑之书写入《史记》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刘向裒集《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的说法难以成立。故笔者推测，最初之《楚辞》当是屈原、宋玉等楚国文人的作品集，《楚辞》成书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为楚国文人所辑成（恐怕《楚辞》亦在秦始皇所焚书之列）。后经刘向校订便加入了汉人之习作，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所云之貌。另一个可能就是，《楚辞》最初为庄助与朱买臣所编。 《楚辞》实乃屈原借用楚南（今湖南湘沅流域）巫辞形式，所作的属于“赋”的一种文体，前人谓之“韵赋”。屈原的弟子宋玉师承屈原文风，并发扬之，从而形成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诗体。《楚辞》使用的乃“赋”之语言，故《楚辞》多为杂言体，以五言、六言、七言为主，且句子中除感叹词“兮”外，使用了大量的散赋中常用的虚词，如“之、乎、者、也、而、以”等（诗经个别诗篇亦有用之）。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洪兴祖曰：‘三百篇（即诗经），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洪兴祖所指正是诗经与《楚辞》的主要不同之处（赋、比、兴，请参看第五章第9结）。 《楚辞》与诗经另外不同之处，乃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黄志浩先生在《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中是这样评价的：屈原“凭借着自己丰富渊博的学识，奇妙开阔的想象，磅礴炽热的激情，斑斓缤纷的辞采，将笔端驰骋于人间与神界的广阔空间”，表现了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屈原以其爱憎分明的情感，颂扬正义，贬斥邪恶，忧国忧民，其铿锵激昂的语言，悲壮忧伤的咏叹，让人感受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心灵震撼。故《楚辞》有着浓厚的的抒情韵味和震撼力。其次，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在《楚辞》中，‘香草’‘美人’除了分别作为‘贤臣’‘君王’的符号，还是‘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象征。”《楚辞》的这类比喻，“具有政治上的特定含义”，以至后来在学术界成了专门的学术术语（双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诗经与《楚辞》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南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数百年间诗歌创作状况进行述评之后云：“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此处，“风”指《国风》，以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以代表《楚辞》。也就是说，诗歌无论如何发展，追根溯源，不是诗经，便是《楚辞》。 自《楚辞》出现，“诗”与“歌”已经开始分离了，如《诗经》里的诗歌，大部分是用来歌唱的，是有曲调的，可供宫廷乐队或歌女演唱。这些曲调主要用古琴演奏，故被后人尊称为“雅调”。但《楚辞》则纯粹文人自咏（这种吟咏或许要借助“巫辞”的腔调），藉以发泄自己的忧思和抱负的。《楚辞》不是供宫廷演唱的。它是纯诗体。而“歌”则继续在宫廷乃至达官贵族手中延伸。汉代的《乐府》便是“歌”这一支脉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