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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早肢或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饥弯第一陆伍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具体而言，是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它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随后走向衰落，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经历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一直是作为历代政府最基本的选官制度，富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改朝换代，不管有多少人用多少理由去抨击它，反对它，但它仍然是在不断地逐步完善和日益强化。其根本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公平取士原则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从考试学的角度看，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员的一种社会性考选活动。它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的不同，在于选拔官员主要不是靠血缘、不是靠关系，也不是靠门第，而是靠“学问”，即考试成绩。它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提供了一个进身的机会，只要参加考试，任何人都可能凭借自己的学识取得成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科举时代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政府、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又给予成功者以极大的荣誉，从而形成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的道德力量。清代继承了前代有关科举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周密和更加严格的制度。入关伊始，清政府便在顺治帝的即位诏书中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开科取士，并很快付诸实施。科举制度为缓和满汉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起了重要作用。相当一批曾发誓不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最终没能抵挡住科举制的诱惑，纷纷进入考场，乃至及第做官。同时，科举制度的推行，为清政府选拔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它在政治上的效益是显著的。清代的科举制度，一方面是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同时又进入了腐朽没落阶段。经过朝野上下的多次激烈争论，从清初到清末反复较量了两个多世纪，科举制度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由清政府明令宣布废止。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是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它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尤其到了清后期，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仍旧引导人们埋头于《四书》、《五经》及“程墨”、“时文”，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显然，此时的科举制度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害民误国的一大痼疾。同时，科举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在清代，科举制度传到西方，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国家接受了科举制度中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的精神，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上世纪初，当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当时的《万国公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废除科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反封建、反帝制的过程中，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腐朽落后的东西，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后，国内学术界对科举制度多持否定态度，人们往往把科举制度与八股取士联系起来，视科举为糟粕，把它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多责其过而少议其功。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但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科举制是独一无二被西方学习的中国制度。西方学者更是对科举制度赞赏有加，如美国著名学者H. G. Creel（顾立雅）认为科举制度影响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