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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叛变到底应不应该?

陈炯明叛变到底应不应该?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局空丛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桐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亏掘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