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不用看经典作家的原著，看看《全球通史》就知道了：事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原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5000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汪指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我们再从词源上稍做分析，让我们先看看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语的概念：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称.“社会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著作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作为思潮的名称，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说。此外，“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含义和用法，如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的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颤陵告制度，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对照看《共产党宣言》几个版本的序言中，提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主要有：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茄明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这样，我们可以看出，空想社会主义本是一种“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的学说，甚至于它本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但具体到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向不发达，这样，当国外的资产阶级人士寻求解决社会的剥削、压迫的弊病的时候，在中国，仍然只能是农民阶级提出绝对平均的观念，这种观念最系统、最完备的一次出现就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种观念的内涵和社会主义的“无剥削压迫”、“公平合理”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于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朝田亩制度》根本没有实施等等的考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所以才有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等的提法。这个提法后来遇到难题：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它无法使这个概念复归其原有的涵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又不能付以它能在原有理论框架内自圆其说的新的意义。这样，《天朝田亩制度》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提法越来越少见了，但这个词的惯性还在，于是“空想性”继承着“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但到这里，“空想性”已经基本失去其历史专有名词的生存合法性，早该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