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禁果效应”在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中屡见不鲜，表现形式也是形形色色。我国历代统治者，经常把他们认为是“诲淫诲盗”的书列入“禁书”之列，如《金瓶梅》就以“禁书”而闻名。
西方文化史上，萨德、王尔德、劳伦斯等人的著作也都“享受”过被禁的“待遇”。罗马教廷早在1559年就发表了一份《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列入其中的书均被教廷认为对天主教徒的思想“具有危害性” 。这份《禁书目录》在漫长的历史中修订了32版，直到1966年才被教皇保罗六世废止 。著名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一度被查禁 。
被禁并没有使这些书销声匿迹，相反让更多的人因此知道了它们。《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分别因为对世情风俗的深度刻画或成功地描绘了性心理而成为经典 。《禁书目录》所包含的书目，几乎就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史，不仅在严厉的“禁止”中被孝颂保留下来，而且被大家认同，并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 。“好奇与逆反”所驱使的“偷食禁果”有时候也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 。
现代社会的传播手段和渠道多样化了，但“禁果效应”还依然存在。一种传播形态内的禁果，会立即在其他传播形态上更快速地得到传播，产生倍增效果 。例如，我国的很多专家日益认识到，关于性的知识不应该对青少年讳莫如深，这样反而使他们对性充满了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不能正确地理解。在新闻传播中，很多新闻管理者和媒体还习惯于对公开发生的事情“捂盖子”、“报喜不报忧”，而他们忽视了这样的结果：当迫使公众无法自由选择信息时，人们对无法得到的信息将增进获取的动力。
禁果效应”还应用于广告营销策略之中，制造“禁果”的并非当权者或相关利益的一方，而是广告人或营销者 。制造“禁果”的目的不是真的禁止，而是为了达到进一步扩大宣传的目的。这种故意包装出来的“禁果”，能够引发受众的探究意愿，从而达到扩大营销和知名度的目的 。例如电影《白鹿原》，在放映前就采用了这样一种营销方式 。经过一系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事情，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颗吊足人们胃口的“禁果”，首映日票房就达到1000万元 。
有些人为了赚钱便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故意提示诸如未成年人禁看，不满18 岁莫入，限量供应，以及疯涨的房价等等。利用消费者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疯狂赚钱。
于是有人便出来提倡理智消费。提倡的结果是和者寥寥。第一，商家的动机和人们的本能无可厚非，第二，它可能带来一些正面效果，如市场繁荣。只是希望它能有“度”。大量少年沉迷网吧和房价疯涨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马克思很早就对“禁果效应”做过论证，他指出：“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对社会舆论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而出现在报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的诱惑力就不言而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74页）恩格斯谈到他的著作《反杜林论》时，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情形，他写道：“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着神圣同盟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两倍、三倍的畅销”。他的另一部著作《论住宅问题》也借助这种效应而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巧芹郑大增。”（同上，20卷10页、21卷373页）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策略是：“使人们把这本书当作叛逆，而这常常是最好的手段。”
从革命导师的经历和论述中首弊可以看到，在传播者和受传者这一单向的关系上，若传播者人为地屏蔽一些本应自由流通的信息，会在受传者那里产生一种对传播者十分不利的心理效应，即逆向心理。当今社会几乎无所不能的通讯手段也为这种心理愿望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作为传播者，应该注意到“禁果效应”的存在，并依据它纠正自己的政策或行为，以免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