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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故事

关于孔子的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帮助下,大败楚国,声势很大,连中原一些大国都受到威胁,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齐国。齐国自从齐桓公死后,国内一直很不安定。后来到齐景公当了国君,用了一位有才能的大臣晏婴当相国,刷新朝政,齐国又开始兴盛起来。

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和晏婴想拉拢邻国鲁国和中原诸侯,把齐桓公当年的事业重新干一下,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地方开个会。

那时候,诸侯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做“相礼”。鲁定公决定让鲁国的司寇(管司法的长官)孔子担任这件事。

孔子名叫孔丘,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陬音zōu)人。他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三岁上就死了父亲,靠他母亲带着他搬到曲阜住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据说他从小很爱学礼节,没有事儿,就摆上小盆小盘什么的,学着大人祭天祭祖的样子。

孔子年青时候,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当学的“六艺”,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他都比较精通。他办事认真。开头他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后来又当管理牧业的小吏,牛羊就繁殖得很多。没到三十岁,名声就渐渐大了起来。

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他就索性办了个私塾,收起学生来。鲁国的大夫孟僖子(僖音xī)临死时,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到孔子那儿去学礼。靠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还让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礼乐。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轰走了。孔子就到齐国去,求见齐景公,跟齐景公谈了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想用他。但是相国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结果齐景公没用他。孔子再回到鲁国,仍旧教他的书。跟随孔子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派孔子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

这一回,鲁定公把准备到夹谷跟齐国会盟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由于孔子的相礼,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了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鉏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八十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年纪也老了。末了,他还是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孔子在晚年还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像《诗经》、《尚书》、《春秋》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尚书》是一部我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根据鲁国史料编成的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大事。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孔子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他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天丧予!”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21)意思是,有人向他讨醋,他家里没有,就向邻居家里讨了醋转给那人。孔子认为,微生高这个人并不真实。

刚毅、木讷、正直为什么能“近仁”?因为具有这些品德的人,都没有私欲。一个人若有私欲,就不可能刚强不屈。孔子曾叹息:“吾未见刚者。”有人便举例说孔子的学生申桭具有刚强的品德。孔子立即反驳:“桭也欲,焉得刚?”(22)意思是,申桭有私欲,怎么可能刚强?微生高明明自己家里没有醋,却不直言相告,而是向邻居讨醋再转给向他讨醋的人,也是因为他有掠美市恩的私欲在作怪。

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补习班的人,不仅有教无类,连补习费多寡,可享受的待遇都有明确规定:

三十而立;交三十两银子只能站着听课;

四十不惑:交四十两银子者可发问,直到没有疑问;

五十知天命:交五十两银子者可知道明天小考的命题;

六十耳顺: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者,老师可以讲些你喜欢听的话给你听,让你耳顺。

七十随心所欲:上课要躺要睡或者不来上课随你。

早在1931年时,当时的教育界知名人士邰爽秋、程其保等人就发起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但这个节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39年国民党政府另立孔子诞辰亦即夏历8月27日为教师节。现在台湾的教师节,就是沿用当时的规定。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教师节。但这样以来,教师节的含义就被劳动节给冲淡了,以至逐渐销声匿迹,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文革”期间,教师的地位极其低下,境遇极为悲惨,导致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恢复这一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全国人大才把每年的9月10作为教师节。这说明,更改教师节的日期,在历史上,包括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