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张烈，1938年出生，中国著名孙氏拳武术大师、孙存周先生嫡传弟子，原是北京人氏，后去天津工作，虽身高不过一米六，但体魄健壮，气质不凡，闻其言、观其神，足可证之。因病医治无效，2009年7月15日12时于天津不幸逝世，享年72岁。
张先生于武术颇有些天赋，六岁开始习武，十三岁时，已小有些“恶名”，好斗殴，在同龄人中，他一个人能把十来个人打得像赶鸭子似地到处乱跑，即使是成年拳家一般也打不过他。那时张先生在北京武术名家赫岩办的“健身太极国术社”里练武，赫寿岩拿他也没办法。论聪明，无论什么套路，他很快就能学会，他的地躺鞭练得还颇有些名气，在抗美援朝义演中得过奖章。胆量，他人小却好打，学了就用，这一点使赫寿岩头疼得很。因孙存周与张父有些交情，商议的结果，是将张烈送到一代技击大家孙存周先生处学习。张烈到了孙先生处，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拳。于是一学就是十来年，尤对孙氏形意拳颇有心得。张烈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期间，曾获北京市高校武术比赛形意拳冠军。艺成后，张烈利用工作之便，在京、津、沪地区会过不少有名的练家子，“文革”中曾多次一人独斗二三十人的围攻，从未失过手。为了锻炼实战能力，从未练过摔跤的张烈，甚至报名参加天津市中国式摔跤冠军赛，竟以形意拳发力抖绝的功夫，触人即扑，连过五轮，最后遇天津市摔跤冠军白光第，因摔跤规则所限，最后无奈弃权。之后，张烈
又专门研究了中国式摔跤，认为摔跤里有不少好东西。
张烈极为钦佩孙存周先生，认为孙先生是他几十年来遇到的唯—一个真正懂拳的拳家。张烈认为这辈子见过的拳家也不少，让他佩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孙存周，另一个是许维仁。张烈说：－“‘孙存周先生是真正把拳术的道理研修透 了，能不加力而力自彰，不运气而气自周，自然而然。存周先生的感觉十分灵敏，身体非常灵活，动作极为矫捷，技击时随心所欲，力道精湛自如。七十来岁时，撩起大褂就能追汽车，气不稍喘。平日举止言谈气质超逸，卓然不凡。而许维仁先生的身体素质不同凡俗，力量大。抗击打能力强，柔韧性、灵活性都不同一般。我们之间算是朋友，他是醉鬼张三的徒孙，有一些提高身体素质的好功法，由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练，尽管许维仁一个劲地要教，但我没有学。”张烈认为，就功夫技艺而言，后人几乎不可能达到孙存周先生那样的水平。但就练拳的道理而言，后人一定能够也应该比前人讲得更具体、更确切，更合乎科学的规范。所以，要尊重古人的实践，一但又不要被古人的思想方法所束缚。在继承传统武术理论对武术运动进行整体研究的今天，还应引人注重精确分析的科学方法和现代科学原理。所谓尊重传统，但又不要拘泥于传统。不久前，有位原天津武术冠军找到张烈，说自己练了一辈子拳，没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张烈给他讲了讲原理，又让他试了试手，那人非常佩服。从此跟张烈学拳。张烈说：“他是专业，我是业余。但我能把道理讲明白，并能让他很快掌握这些原理，不是在嘴上，而是做出来。这就是今天应该干的事。”
张烈认为，拳术中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拳术练习的基本规矩。基本方法和对精神气质的影响。对于各门各派来讲这些规矩大要都应该是统一的。张烈说：“当年孙存周先生就是这个观点，认为拳术的基本规矩本是简明而统一的。我今天仍坚持这个观点。其实只要认真进行技术分析，就会发现拳术的基本规矩大都可以从形意拳中演化出来，弄明白形意拳，便能有一通百通之效，对学习其他拳，掌握起来也就容易多了。”张烈认为，拳术之用，在今天来讲主要是升人们的精神，变化人们的气质。技击不过是达到一目的一种手段。张烈提出“中国武术精神”的概念。张烈认为“中国武术精神”是一种既不能归“佛”也不能归于“道”的独立的精神文化。其阐扬的是一种既诚中形外、正大直刚，又圆融宏博、自然从容；既脚踏实地、积极进取，又滞洒超脱、求真忘我的精神境界。有一种威武不屈凛然莫犯的超拔气质。这是一种只能从武术的锻炼中获得的精神气质。张烈认为一个人一旦从武术中获得这种精神气质，便能体现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中，将使他对世界充满自信和拥有巨大的人格力量。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这个民族必将能以其超拔的气质卓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
关于技击，张烈认为技击是一门艺术。其和何艺术门类一样，要想有所成，出众的天赋（悟性和身体条件）、正确的练习方法、
强烈的个人兴趣和长期的刻苦研练，四者缺一不可。可以说没有一门武术能保证他的学员在比赛中一定能拿冠军。正确的练习方法实可以改进人的身体素质，升华人的精神气质，使人正确掌握技击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基本规律，明显提高其技击能力。张烈说：“武术是一种素质、一种修养。在当今的信息历代，教拳并不是要培养武术冠军，而是要把武术的魂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要学生在练拳自过程中树立自我，发现自我。学生们在锻炼中要一拳一拳地打，他们明白做任何事都与练拳一样，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前进，绝无捷径可言，所以一拳拳的打出力量、打出信、打出勇气、打出自我”，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先生为数不多的几个普通学生，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都在各自的事业上颇成大器，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当了系主任，有的成为外企中的骨干被派往国外深造。张烈说这正是他们学以致用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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