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与时俱进虽然是当今提倡的精神，但是古人早就有鲜活的事例证明它的必要性了。
曾国藩学习西方近代科技，虽力不从心，却所做之事都是千古未有之举，表现出了其超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他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又使向西方学习的行动得以落实。只是其中的效果当时并未彰显，而是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
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探究没有停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让人深感佩服。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专注守一，越钻越深，因此逐渐达到极致。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所以较早拥有了不同的门类，进入了对不同的领域和对象进行钻研，以探求其中的规律的阶段。以分类的方式来规范不同的学科范围，有助于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国藩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在担任京官的青年时期，曾国藩就认识到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关系到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14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日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
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尽管这种划分还不够科学完善，但却是当时最关键的知识技能，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相契合。随着认识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对科学分类的重视，并总结了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国藩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象上，对他而言，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认为，对知识专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最急需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多的是企图综合的“通才”，缺乏专精一术的专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从修身到治家、治国，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力图培养全面的素质。在入仕以后，一个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个封建官员所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等，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
要想仕途通畅，在哪方面都要过关。这种“全才”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才”被埋没、抹杀，受到歧视而无生存之地，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抑专”
的风气。这就是封建时代缺乏专门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
所以，曾国藩倡导把专精之道活用于行政中。曾国藩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则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最突出的是，其中包括了一些近代科学家。
经过曾国藩的教导，他的儿子便选了一条专精之路。曾纪鸿天分不高，又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方面毫无所长，曾国藩曾认定，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导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于是曾纪鸿选择了最感兴趣的数学，经过苦心钻研，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几何原理》由李善兰译成中文后，就是他作的序。
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正因为随时不断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腐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
曾国藩明辨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一个人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都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
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这样才更容易立足。这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后人的。
所以说，时代要求专精的时候就要学会专精。时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驰的，只有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选择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