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博学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奇才。近代史上陈氏三十才子之一,这三十才子是陈宝箴(陈寅恪爷爷)、陈三立(陈寅恪父亲)、陈衡恪(陈寅恪哥哥)、陈独秀、陈其美、陈叔通、陈寅恪、陈望道、陈布雷、陈伯达、陈封怀(陈寅恪亲侄)、陈延年、陈乔年、陈嘉庚、陈果夫、陈立夫、陈绍禹、陈昌浩、陈铭枢、陈公博、陈公培、陈济棠、陈绍宽、陈景润、陈诚、陈云、陈毅、陈赓、陈仪、陈光。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作诗批评为权贵奔走,丧失自由之人:
弦箭文章苦未休,
极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
最是文人不自由。
而陈寅恪的一生,也始终贯穿着这种气节。可以说,陈寅恪定义了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是民国大师中的典型人物。
那他何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师,何以有着「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殊荣呢?
也许在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作者:陆键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陆键东写道: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之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
而在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徐庆全老师看来,《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所以值得大家去读,一方面是因为陈寅恪其人的确担得起「教授中的教授」之称,值得我们去了解;另一方面,这本书所呈现出的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知识分子在飘摇时代中饱受摧残的命运,更加值得今天去反思。
陈寅恪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等,是学术研究的经典著作。
陈寅恪学识之渊博精深,在历代著名学人对他的评价中就可见得。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评价他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更曾说: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在陈寅恪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他一度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徐庆全老师在导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时认为,陈寅恪之所以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与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分不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一个有着「老派知识分子志气和志向」的大学问家,最终因不愿为日本人效力,绝食而死。
在这种家风、家学的影响下,陈寅恪自幼便饱读诗书,并承袭了先辈的气节和遗风。后来,家境殷实的陈寅恪得以去往日本、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学。陈寅恪学习经历丰富,但从未拿到过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因为,他并不在乎学位,只在乎学问。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通晓20余种语言)。曾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与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的学习方式,徐老师进一步解读说,陈寅恪海外游学习得的,主要是一种「借鉴于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学理方式,或者说对历史内在逻辑的分析来看待中国历史」,这种以习得治学思维为主要目的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与陈寅恪同时代或者比他稍晚一些的大学问家身上。
比如钱钟书。徐庆全老师指出,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里引用的注释中,各国语言都有。类似的还有季羡林,他到德国留学,原本应该学德国哲学,但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学到了一种海外研究的方法」。
在徐老师看来,这种学习方法「跟本乡本土接受西方的东西、看待历史完全是两码事」。
早年的游学经历,奠定了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他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开拓诸多新领域。
徐庆全老师指出,陈寅恪在学术领域的开拓,表现在他的史诗词歌互证,他对宗教、突厥文的研究,对历史脉络的研究等。此外,陈寅恪还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众多具有「大历史观」的作品,甚至「老派学者在研究历史当中,都要把陈寅恪的书作为启蒙的书来读」。
令陈寅恪具有非凡魅力的,除了学术成就,还有个人风骨。
比如,他曾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而放弃留居香港,所以后来才留在了岭南大学任教。这不仅体现出了和他父亲一样的气节,更是完美演绎了陈寅恪自己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所提出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与家人
这样的陈寅恪,却在50年代遇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尤其是1958年,高校内「学生超过老师」的风气盛行起来,「你要想超过教授,必须先批倒教授」。
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30、40年代,陈寅恪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在50年代,亦如此。学生想要批倒老师的风气,没有让陈寅恪放弃教学,这又反过头来使他遭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陆键东提到:
「陈寅恪享受着中国学人视为骄傲的『礼遇』,但陈寅恪还在不断承受着精神上的被歧视与被『整』的痛苦,『时代』有时的确很愚蠢!」
雪上加霜的是,1962年,陈寅恪摔倒致使右腿骨折,这对已失明多年的他,无疑增添了新的打击。
双目失明以及双腿行动不便的陈寅恪,只得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继续学术研究。
▲晚年陈寅恪
陈寅恪没有屈从于现实,没有在命运的玩笑前屈服,书中写到:
「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部皇皇的历史书中,都回荡着饱受委屈的忠良,仰对朗朗乾坤发出的『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国报君恩深于万一』的痛呼。」
幸而,即使在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命运中,仍存有温情与高义。书中提到的黄萱就是一例,她曾经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无论她遭受多大的压迫,也坚决不去「揭发」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蒋天枢,更终其一生为恩师整理文稿,费尽周折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文集》出版。
包括王永兴、季羡林等后来的学者,也都为整理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文稿做出过很多努力。
▲陈寅恪与学生们
徐庆全老师认为,陈寅恪及其教导过的学生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而是:
「将学术与敬仰连接在一起……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感情。」
在生命的最后20年,时代似乎只给了陈寅恪一间书斋,可是却不能束缚住他对家国命运的真诚关怀。
在葛兆光老师《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谈及陈寅恪时曾言: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
虽然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与关注,使陈寅恪的晚年看起来荒谬、苦痛甚至凄凉,但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和先驱,体现出的那种学人的气节与信仰绝非后世之所谓「大师」所能企及。
正如徐老师所说,阅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思考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何为真正的「大师」。
陈寅恪先生已经去世了。和他很熟识的人也基本不在了。那么评价他恐怕只有通过他的作品了。
现在比较方便买到的收录作品比较全的可能是三联出版社的《陈寅恪集》。
可能很多人对先生有兴趣,但估计大部分人没怎么读过先生的作品。
先生的作品很难读。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大量的考据资料,对一般人来说,能读部分《资治通鉴》就很厉害了,能通读《旧唐书》、《新唐书》的有多少?更别说《册府元龟》等等了。不熟悉史料真没办法读。倒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教授的教授”,熟悉这些史料就差不多算教授的水平了,再利用这些史料有所发明,对一段历史提出系统见解,就是“教授的教授”了吧。开个玩笑,但这是先生作品难读的原因之一。
再有比如给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作的审查报告吧。上册的报告还好,下册的审查报告似乎跟作品无关似的。如果没读过《中国哲学史》,不了解有关情况,怎么读这个审查报告呀!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
另外就是大量的诗,不了解典故,不了解先生作诗时的心绪,怎么读呢?
要评价陈寅恪先生,就得了解他的作品,而要读他的作品,又困难重重。所以只能翻来覆去讲人们都知道的“传说”。
水平有限,我读先生作品不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真的太棒了,水平确实高。
特别遗憾先生的作品太少,尤其佛教方面的太少。
先生个性太强,也影响了他的才华的展现。比如他要求出书面证明不用某方法,比如他写信给傅斯年述说被某个本可不理会的人的态度等等。
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思想有风骨的人,一个时代也毁了他的才华。惋惜之余多多学习吧!
说实话,只有仰视和膜拜:家学渊源,西学大成,中学更高。陈先生的成就主要包括教育和文史研究考据。
教育方面,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先生的文史研究涵盖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继承并开创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和西方的“历史演进法”相结合的历史考证办法,发展了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先生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以诗词歌赋、小说等文学作品,与历史相互印证,发现若干历史线索,以此取得非凡的成就。
陈先生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死语言”,通晓十余国语言文字,这些语言也被作为研究史学的工具。
就算看了陈先生的传记,也难免常常会怀疑:七十九年的人生,是怎样的一颗脑袋,用了怎样的方法,才会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陈先生是做学问的大才、通才,学贯中西,落点于考据,既有高屋建瓴,又于瀚如烟海的典籍中擢取灿若星河的珍宝,引领并呈现给世人。
陈寅恪(1890——1969)身出名门,学识过人,在史学、文学、文字等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是近来网议较多的‘民国大先生’,我辈只是查文索目,粗略了解生平,对其著作未见真迹,不敢妄加评论。多请见谅!谢谢!
买过他的集子,大部分都读了,比较难懂。我认为最好的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十万字就讲清了有糖唐一代的政治是史,而且多是前人所未论。其次金明馆丛稿中的短篇也好,以小寓大,发人所未见。但我认为他的文笔一般,罗列史料,难懂。
另外,他不是通史专家,最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去年,买来一本陈寅恪先生之《读书札记二集》,随手一翻,即束之高阁。今日,幸睹陈先生一生之光彩,之磨难,之平淡,之独立之精神,之自由之思想,几度潸然泪下……
陈先生36岁回国,赴清华。之后,以黄布或黑布裹不同类别之书,在清华之讲坛自由、独立耕耘。来听课者,不仅有学子,更有教授。先生遂被称呼为,教授的教授。当年,冯友兰先生就常常去听陈先生的课。陈先生掌握22门语言,留学13年,讲课更能旁征博引,中西贯通,为当时学界所叹服。但是,世事沧桑,国难当头。陈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先生因抗战绝食,五日后逝世。陈先生为父守丧,拒绝治疗眼疾,右眼失明……
之后,先生开始流亡,其书箱竟于大火中付之一炬……
先生没有任何资料可查,凭借记忆,继续授课,著述。
在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之下,先生,左眼亦失明,此时才55岁!
我再也不能忍住眼泪。
等到新中国成立,先生重新走进清华,已经是盲人了。
一个瞎子在清华授课,亘古未有罢。先生再也不像以前——讲到深思处,可以闭上眼睛,很长时间。先生的眼睛,自此将永远大开着。
即便只有一个学生来听课,先生竟也是换了长袍的。他做老师做得郑重,做得担当责任,即便是在瞎了眼睛以后。
但是,大开着眼睛的先生终也未能躲过这场灾难——文革。
此时,先生已是不能行动,但是,瘫坐在藤椅上的先生架也要被架出去,接受批斗!批斗结束,猜想先生几乎不可能生还……
先生却没有遭此劫难。他的学生,替他挨了打!
当问及挨打后有何感想,他的学生说,替老师,光荣 !
我又一次泪水决堤!
再看先生的这本《读书札记》,它的编者蒋天枢先生,亦是先生之学生。蒋先生在老师临终前接受嘱托,帮老师编辑出版陈寅恪集。蒋先生放下自己书目的编写,80岁时,完成老师的这一心愿。
有蒋先生,有替老师挨打的刘先生,陈先生当瞑目矣!
呜呼哀哉!
涕泪横流,不自禁!
先生已古,先生著述流传于世,得益于高徒。但是,先师之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更照耀高徒之心。
如我,与先生可说无甚亲密关系,但是,因为皆是炎黄子孙,我颇感幸运,边流泪,边与小儿语:流传百世的,正是先生这样的中国文人精神!
之后想,先生是教书匠,教书匠当有先生这样的风骨和精神。联想先生因不肯就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与平生所爱学生发生争执,我想,先生之痛心在于,学生没有学到先生之独立与自由之治学精神,先生感怀的是学术如有所缚,何谈自由。
我没有为先生不平。先生经历大风雨,皆泰然。我亦学先生。
但是,内心痛楚之甚,无以言表。
先生一生飘零,居无定所,常住茅屋之下,风雨可倾,先生却岿然不动,依旧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然,唐筼先生功不可没。先生尝对子女言:可不尊重我,不可不尊重你们的母亲。没有她,就没有家。先生每完成一部书,唐先生即提封面。我的眼前,就恍然若现,先生与夫人风雪相依之温暖。
皆已去矣!
忽又想起伟大诗人杜甫。他又曾过过几日安稳时光?即便孩子饿死,全家在雨夜居于漏雨茅屋,杜甫喊出的,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与天下寒士聚欢颜!
“中国人”的概念很宽泛,但我,理解的越来越狭隘。做中国人,当有这样的胸怀。
陈先生翩然远去,他微笑的嘴角,大大的眼镜,睁大的眼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写。
我很是庆幸,我是中国人。爱国,爱民族,很具体,此刻,就是爱陈先生。
泪眼朦胧!
此刻,再捧《读书札记二集》,厚重,温暖,就连“蒋天枢”这三个字,都让我感慨万千。
附: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陈寅恪 雪泥鸿爪
陈寅恪(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1969年),江西修水人,修水县旧名义宁州,或称义宁先生。幼时在家塾读书,对《说文》及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极用苦功,并习日文。长入家办学堂,“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十三岁,随兄师曾(衡恪)至滬,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归国,考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赴德,近二十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入柏林、苏黎士、巴黎、哈佛等大学勤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语言文字数十种,独步成绝学。1925年归国,次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授“佛经翻译文学”及与西北史地、中国中古文史哲学相关诸课程。“七七事变”后离京,飘泊西南天地之间,图籍散失,备尝艰厄,于忧患疾病之中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困顿,遭际艰辛,卒丧双目,作诗有“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句,乃纪实也。1946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修改《元白诗笺证稿》诸篇。1948年移居岭南,任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历史、中文系教授,1958年后被迫停止授课。晚年膑足,仍以惊天地、泣鬼神精神撰《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将论文结集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阐扬学术独立自由之旨。文革中惨遭迫害,预作挽夫人唐晓莹(筼赏)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1969年10月7日含恨辞世。 1964年阴历5月,陈寅恪先生命远在上海的弟子蒋天枢赴粤,作诗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在面付蒋天枢名山事业时,他又写下了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文宇,即《赠蒋秉南序》,《序》文略云: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是文为寅烙先生一生的总结,值得认真分析与详为解说,也是他为自己所有著作(即后来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所作之序。序文中“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是对自己一生行事的概括,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更是他终生为人治学的准则圭臬。 寅恪先生生于素以气节见称于世的义宁陈家。曾祖琢如,“以能医名”,有江西隐君子称,“系出江州,世所称义门陈氏者也”。祖父宝箴,字右铭,咸丰之世,“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曾国藩以海内奇士目之,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在湖南巡抚任上,右铭公力行新法,未三年而湖南大治。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佐其父右铭公推行新法,卒兴湖南。“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原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侵占北平,散原老人终日忧愤,拒不食药而死。先生父祖均以身殉国,民族大义凛然。诚如吴雨僧先生所言:“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作为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后代,寅恪先生家国之悲、兴亡之感,更较时人深痛。而父祖的楷模,家学的薫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煦育,更使“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一儒士修身原则根植于他的心灵深处。在1938年所书《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生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他认为“廉耻”乃立国之本,气节重于国体形式。在一生行对中,未尝片刻忽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身陷香港绝岛,日寇威胁利诱,备尝艰危,但“正气吞犯贼”,后冒生命危险,“扶疾入国,归正首丘”,为其一生志节的显著事例。蒋天枢总结说: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飘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在重庆,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之联语)。奇疾异遇,困顿(失明而无伴护)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膑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 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于父母者所能喻。此诚确论也。 在写《赠蒋秉南序》中,先生标举“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更具重要意义。此言与《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诗其三“俗学可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含义互见,同时也与另篇文字《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密切相关。 从排列顺序看,《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为先生自编《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的最后一篇,可称为此二书之跋。而细读此文,则可发现,此文亦可称为“陈寅恪文集”七种之跋。 《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前一部分考订手书所涉及人物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最末一段.今引之如下:邓氏既为世好,两家子弟颇相往还。近四十余载,久不速闻问,疑有不可究诘者。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道哉!又奚足道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玉清教授出示此二札,海桑屡改,纸墨犹存,受而读之,益不胜死生今昔之感已。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四月廿八日寅恪谨书。 此段文字多处用典,其中“元礼文举之通家”用李膺、孔融故事,见《后汉书》卷七O《孔融传》。“五铢白水之旧朝”指汉朝,因汉行五铢钱,而光武帝刘秀起于舂陵之白水乡。李膺为汉末党锢首领,其子瓒,认为天下英雄无过于曹操,命子宣等归依之,李膺子孙得以“并免于乱世”。而孔融因刺曹操奸诈,为曹操所忌,“下狱弃市”,“妻子皆被诛”。孔李通家子弟随汉王朝衰亡而遭际各异。先生在这里并不仅是借陈邓两家子弟四十年不通音问而感慨,而是展现了社会变革,士大夫子弟的荣辱升迁,寄寓尤深。 接着,先生又写到自己在岭南十余载的生活思想,“乞仙令之残砂”概括了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该文最核心一句,在“守伧僧之旧义”。此句出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略云: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 “心无义”,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已有详确解说,即对佛典“有心无心”的误读,愍度因晋清谈之士多以内典与外书相比附之风,创“心无义”以谋食,非解佛经,而是误解佛经,故而伧道人称其有负如来。而伧道人坚持旧义,不为时俗所转移,与愍度呈鲜明对比。寅恪先生借用此典,说明自己忠于学术、不曲学阿世的意志,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与《赠蒋秉南序》所说的“默念平生固未尝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含义相同,亦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最佳注脚。在为《陈寅恪文集》所做“序”与“跋”中,先生再次提及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不但像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样首尾回环救回应,显示了他编排自己文集时组织严密,用意深刻,而且也地体现了“守怆僧之旧义”在其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文集序、跋写于1964年5月、1965 年4月,除《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及诗外,序、跋尤其是跋应是先生所写的最后文字。他自编文集时,总结平生为人治学道路,将之概括为“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易言之,即“守伧僧之旧义”。海桑屡见改,先生治学为人,始终如一。“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正是其一生凛然大节的写照。
《赠蒋秉南序》 【中国】陈寅恪 著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捡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人说陈寅恪为中国学界近三百年来“第一人”,又说他是“教授中的教授”。但见人说其“厉害”之处:一,出身名门望族;二,天资聪颖,游学多国,掌握多门外语(有说二十种);三,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具文人学者风骨;四,至于学术,好似并不重要。据查,陈氏比较熟悉隋唐历史和佛教经典,著有《论稿》两种;写詩与论詩,评价一般;后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一个妓女--《柳如是别传》。就是这样一个人,评价如此之高,实在是令人咋舌。若説他是“三百年第一”,其他人不説,起码有两个人不服:一个是陈氏推崇的师友、同为前朝遗老王国维。王对古典詩词的研究比陈深入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其之《人间词话》至今仍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经常被人引用;王的古文字研究在许多辞典被选用。第二个就是陈氏的中大同事商承祚。商氏的古文字研究也是各类词典的词条。可是作为“第一人”的陈寅恪,有什么学术成果被人引用,甚至载入经典的吗?网友说他曾指出《西游记》中孙的形象有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子,很了不起。这虽然也算“学术”,可是与“第一人”显然不相称。又有人说,他后期研究受到了压制。须知,真正的学者,对真理的追求和发现是谁也压制不了的。怨天尤人只不过是“江郎才尽”的借口而已。人们这么抬举陈寅恪或许多是冲着他的“精神”来着。可是,一个只有“精神”而学术不彰的人,有必要把他举得这么高吗?
谈到陈寅恪,首先得知道他是有家学的,其祖其父皆名重一时,且非恪守典制之人,兄弟几个也各有建树;其次他个人留学西欧诸国,眼界非时人可比。陈的学问无疑是一流的,但他做学问我认为是算不得一流的。晚年选择留在大陆,这一点可以说是文人的风骨,却也可以说是文人的见识。个人认为,在当下对民国文人的评价中,名过其实。
陈寅恪(que 去声,也念ke 去声),生于1890年的湖南长沙,一辈子都在辗转奔波,一辈子都在求学、做学问的路上。一生受人敬仰,名衔无数:佛学大师、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三百年来只此一人”、教授的教授、“活字典”等等等等,可他最看重的是别人称他教书匠。
陈寅恪画像
开明家风
旧时的湖南,十分保守闭塞,但是在巡抚陈宝箴及其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的倡议推动之下,湖南开风气之先;陈寅恪就是陈三立的儿子,陈家的第三代。陈寅恪就是在这种开明家风之下熏陶,从小不但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还接触并学习了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绘画等新学。
博闻强记的陈寅恪从小便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同时也不乏新学的眼界。
唯一的文凭
17岁从日本回国的陈寅恪,考入了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陈寅恪成绩优异,并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留学
13岁便被父亲陈三立送往日本,因脚病回国;从复旦公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德国,从德国去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又回到德国,在那里学习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掌握了梵文、希伯来文、印地文等22种文字,这种学习 能力令人惊诧,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
说是留学而更像是游学!因为他从不修学分。陈寅恪说,考个博士并不难。
他需要更宽阔的视野!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届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研究院有四位导师,前三位分别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甲骨文专家王国维先生;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著述等身的梁启超先生;刚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来的最晚,既没有学衔也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得到了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梁启超的极力举荐,梁启超说,这样的大师,我们不请过来,国外的大学就会把他请走。远在德国的陈寅恪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书时,他刚刚年满35岁。
陈寅恪在清华的讲课旁征博引、贯通中西,其渊博的知识引来诸多人听课,常常是学生一半,老师一半,被人称作“教授的教授”;就连当时很有名气的朱自清、冯友兰都来听他的课,冯友兰先生可是当时清华文学院的院长。
陈寅恪一家旧照
绝食而亡的父亲
卢沟桥事变后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已难保。85岁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五天后亡。长期的用眼过度加上悲伤,陈寅恪右眼视网膜脱落,没多久就失明了。
凭记忆而著的两部不朽著作
因战乱而寄往湖南长沙的书全部丢失,后辗转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珍贵的藏书又丢失大半;但陈寅恪凭着记忆著成了两部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是陈先生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累瞎的双眼
待《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书稿后,陈寅恪左眼也失明了。抗战胜利了,可他却活在了黑暗之中。
《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本是明清交替时期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研究发现,柳如是却是个有主见的奇女子,在当时的大变动下,从事着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
本是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却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陈寅恪洋洋85万字,著成《柳如是别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陈先生一生最注重的,他认为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才能做好的学问。陈先生一生坚持文言文写作,并要求繁文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不允许做任何改动!
陈寅恪79岁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他的不朽著作垂范中国,但他一生最看重的是别人称他教书匠。
葬于江西庐山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的墓,碑上字由著名画家黄永玉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