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马秀英，女，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四川忠县石宝寨石宝乡平信坝——个破产富农的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遗下母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淡。但母亲还是想方设法送她上了小学。一九三五年，秀英在家乡读完小学后，来到省会成都，寄住在西门柿子巷亲戚那里。随即考入树德中学。高中毕业后，她在家自己补习了一年，于一九四三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四年后在那里毕业。 这个长江边的小姑娘，到成都刚刚十二岁，却已经养成了沉静、少言而好思索的性格。当时，同住在那里的还有她的几个堂兄。他们年少气盛，思想活跃，常爱对一些思想问题及国家时局进行争论，互不相让，非常激烈。年幼的马秀英对他们争论的东西当然不甚理解、似懂非懂。可是不知不觉，那些问题也在她纯稚的脑子里引起了认真的思索。 秀英就读的树德中学是那时成都较有名的学堂之一。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要求很高，但同时在思想上对学生控制也非常严，封建礼教和清规戒律甚多。由于与堂兄们的接触，秀英对学校那些陈规旧俗的束缚极为不服。虽然她学习勤勉努力，但只要一有空闲，总喜欢找些具有新思想的课外书刊阅读。她家附近的祠堂街，那时是成都各种书店较为集中的地方。每到放学回家路过那么她总要去看看，留连忘返。那些内容丰富、新颖的书刊使她着了迷。逢上节假日，她更是常常去，一呆就是半天。 一九二九年，她的另一个堂兄马识途(中共地下党员)从湖北回到成都，也住在柿子巷家中。马识途一回来，使住在那里的兄弟妹妹们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爱争论的年轻人逐渐形成了思想对立的两派。后来，在思想上倾向国民党的人干脆就从家里面搬出去了。当时，正当抗日救亡的高潮时期，成都的进步势力较大，也很活跃。她们家里时有进步青年前来，大家在一起，经常慷慨热情地讨论问题。一九四一年马识途离开成都去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工作，但是仍与家里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常常还寄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刊物给弟妹们。这使马秀英得以接触到不少革命思想和进步青年。这段时间，可说是使她受到了最初的革命思想熏陶。 一九四三年，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为开端，进入了全面反攻。国内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整个革命形势由低潮转入高潮。四川的我党地下组织也逐步壮大，抗日民主活动开始蓬勃发展。这年夏天，马秀英考入了川大。在这里，她先后结识了进步学生冉正芬、陈为珍等。其时，她的堂嫂王琴仿同志(后改名王放，即马识途的爱人)是川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秀英一到大学，便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四四年底，王琴仿同志在川大女学生中组织了“自由读书会”。这是一个以阅读书籍和讨论学术为名的进步团体。秀英与冉、陈等是这个“读书会”的首批成员。后来，“读书会”又在同学中发展了不少人，为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主张起了较大的作用，在学校中影响较大。同年十月，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都各校成立了校际进步分子的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它是我党在学生中的外围旦蠢组织。马秀英很快便被吸收为“前迟镇民协”成员。此后，成都各大中学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和腐败无能的运动。秀英在这些活动中，总是积极踊跃．始终如一。她沉着、踏实的作风，给同学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在蒋管区，除了继续镇压革命和群众运动外，同时加紧了向人民群众进行掠夺。一时间，蒋管区物价飞涨，经济调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成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许多人缴不起学费，生活困难慧粗。为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针对四川、成都的形势，党组织和“民协”领导群众广泛开展了“争温饱、争生存”的斗争，要求各大中学校的“民协”为改善同学生活服务，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为此，川大“民协”组织办了学生伙食团。由于马秀英平时待人谦和，朴实无华，与同学们相处甚好，于是她被大家推选为伙食团长。她总是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地为同学服务，没有辜负同志们和群众的信任。 当时，时局动荡，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这年秋天，马识途同志又回到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在这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斗争更加艰苦的时期，秀英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她积极协助马识途、王琴仿(王此时巳离开川大．到机关工作)同志，担负了联络和传递文件、油印宣传品等任务。 一九四七年新年前夕，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成都“海星合唱团”准备在元旦举行的公开联欢会上，首次以解放区的秧歌舞剧形式演出，以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此，发动了成都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以及其他进步青年积极准备。秀英平素好静．对抛头露面的事尤其不习惯，但她这次却欣然与王放、冉正芬、陈为珍、李惠明等川大同学一道参加了这一活动。在排练中，无论是练习歌词还是秧歌步伐，她都特别认真、努力。那次的演出(在太平街“中艺剧场”)非常成功，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成都，在各界中影响很大。尤其是秀英他们演出的“新年大合唱”、“过新年，提花灯”这两个节目，最为新颖，得到公众的好评。四七年初，将要毕业的马秀英，还参加了川大“民协“领导的“黎明歌唱团”，他们用战斗的歌声，唤起民众，迎接祖国的黎明。向来沉静寡言的马秀英．也用自己热情的歌声赞美着将要诞生的新中国。 同年秋，她以优异成绩在川大毕业了。在川大的这四年，她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也是她在政治思想上日益成熟的重要时期。 毕业后，她经人介绍，到距成都五十多公里的广汉女中任训育主任。在这里她仅工作了半年。但她能密切联系学生，因而颇受学生尊敬和爱戴。 这年年底，成都发生了“官箴予事件”。官箴予是省参政员(人称“官大炮”)，他因为不满当时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在参议会上向邓放了一炮，于是邓恼羞成怒．命令特务将他关了起来。那时，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把他的法西斯统治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使其合法化，一方面大打内战，一方面则加紧炮制伪宪法，拼凑伪国大，自编自演了一场“民主闹剧。在这种时候，“官大炮”被抓，对蒋介石的所谓民主正好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面目，我党决定充分利用这个事件，发动群众起来要求真民主，夺回人民的权利。在党的发动和领导下，成都各校立即开展了抗议和声援活动。师生们组成了一支几干人的大队伍上街游行示威，后又到省政府内静坐示威。秀英在广汉闻此消息，立刻赶到成都。临行，她还特地买了一只广汉特产——缠丝免，风尘仆仆的直赴伪省政府。到了那里后，她把兔子拿来分给同学们吃，并和大家一道高呼口号，坚持斗争，直至这次斗争胜利结束。她的这个行动，使当时参加斗争的同学们大受鼓舞，印家很深。 一九四八年春，马秀英来到重庆，在江北复兴场志达中学任文史教员。志达中学是地下党员王朴同志为进行地下活动作掩护而开办的。当时除王朴外，还有齐亮、黄友凡等同志在那里。齐亮原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转者注：应为昆明学联主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与马识途同志关系密切，是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秀英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与齐亮接触非常多。齐亮同志在政治上也给了秀英极大的帮助。经齐亮和王朴同志介绍，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献身的道路。 同年四月，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王朴同志也不幸被捕。川东和重庆的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组织上要齐亮和马秀英撤离重庆。 六月，他们到了成都。不久，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刘国定叛变后，成为了敌人一条凶恶的鹰犬。他在重庆出卖了不少同志，后来竟然又带着特务来到成都，四处抓人。 四九年一月初的一天，秀英夫妇到春熙路百货商场去买东西。齐亮突然发现商场中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他们周围打转，他敏锐地感觉到可能要出事，便嘱秀英赶快离开。然而，当他们刚刚走到商场门口，就发现刘国定在不远处站着。要回避已经来不及了。齐亮同志镇静地向秀英示意，自己使沉着地朝前走去。无耻的叛徒带着几个特务一拥而上。齐亮被捕了。 出于当时刘国定并末认出秀英，于是她便乘乱脱身而去。但是丈夫被捕，使秀英悲愤万分．她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返家的路上，未能注意特务盯梢。一月二十日晨，她在家里被捕，旋即，敌人将她与齐亮一起押送到重庆，关在歌乐山下渣滓洞集中营。 在狱中，秀英与齐亮都表现得非常坚定，齐亮同志还在狱中编写了《支部工作纲要》，在同室的难友中开展积极的思想宣传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川就要解放了。面临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下了毒手。二十七日晚，秀英与齐亮同志双双殉难于渣滓洞牢房（转者注：齐亮实际上是11月14日与江竹筠、李青林等人一起殉难于电台岚垭的）。 秀英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